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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公堤怀古(续六)

清官身后留下疑团

    宣统元年(1909)闰二月十一日,李超琼走完了他的人生,当时他在长洲知县任上。那一天,他踏勘了一处修建中的马路和一所新落成的会馆,又为这座会馆与某商人争地的事进行过艰难的调解。当夜,便在乌鹊桥寓所无疾而终。
    谁也想不到,这位芝麻官逝去的背影,竟留下了一个令人错愕的疑团:根据衙署帐目,他死后,“公私亏耗至巨”,“亏累至十余万金(银两)”。
    李超琼的四川老乡、在他死后一年担任江苏巡抚、再一年又当了民国江苏都督的程德全评论李超琼的身后事时,叹道:“逋负(亏欠)之状惨哉,盖不忍闻。”
    为什么这样说呢?这要先了解“十余万金”是怎样一个概念。当时北洋水师的年度经费也只有九十万两。一个芝麻官身后就留下十余万两的财务亏空,那还了得吗?
    从电子档案里,我读到李超琼在光绪二十年(1895)一篇禀文。那是他为阳湖县申请减免银粮,遭“上宪”驳回后,再次向上说明阳湖县实际困难而写的一份报告。他仿佛对自己的结局早有预感。禀文一开头就强调自己在外为官二十多年,“故里未增一亩之产”的事实,并且表明了自己“深以诉穷为耻,无竞利之心”。客观地看,这种辩解里面包含的逻辑其实并不严密,但却是他在屡遭谴责、有口难辩的情况下,唯一可倚的盾牌。
    他“身后萧条”,“不名一钱”,“几无以为敛”,跟他那个穷死在四川合江老家的父亲几乎一样。这个事实,是他的诸多亲友、同僚亲眼目睹,并留下文字的。事实无可辩驳,这位在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的黑暗时代,担任过江南膏腴之地八个县邑主官的人,为官“清介,一无所染”;“处膏不润”、“两袖清风”,的确是晚清鲜有的清官。
    那么,他的钱从哪里来,又花到哪里去了呢?他在那篇禀文中说,自己无非是“以地方之钱,办地方之事”。所谓的“地方之事”,他举例:“如捕盗缉匪、赏格、路费。有一案给至四千余元。或兴一善举,捐廉以为之倡。或创一要工,独立以成其事。穷氓而罹(穷人遭难),无妄抚恤之,以全其命。寒俊而为出群(贫寒的才俊要出息),培植之,以成其材。以至课士劝农之膏奖、时瘟大役之医药、救死扶伤、恤囚埋骨,往往不待计决,而毅然行之……”
    同一年,他还写道:“余自己丑(1889年)由溧阳至元和,其岁即以水灾停征(税赋),无涓滴之入。而首县(指江苏省首府苏州的下属各县邑)供应抚(巡抚)、藩(布政使)、臬(按察使)三宪署(上级机关)事甚繁。又连值大府(高官)迁调,迎来送往,供张无休。元和在三县(苏州府下属的吴县、长洲县、元和县)中最瘠。支持既逾五年,赔累以数万计。”
    这些经济细节,权且留给研究清代官制或财政制度的历史学家去参考。 我读到的是,李超琼这位砍柴娃出身的芝麻官独善其身的自制力、解民倒悬的责任心和敢作敢为敢担当的真勇气。
    程德全,曾是清末民初江苏的一位传奇式的风云人物,政治表现有点复杂。他评价李超琼的一段话,却真是说得既中肯,又耐人寻味:“余知君久。君之为治也,吾夙详焉。其视民如家人父子,置一身毁誉于度外……息息以民心为心,遂令暴者以惕,儒者以立……”
    李超琼在禀文里提到了“要工”。“要工”即指各县重大公共设施的修建,无疑是所有各项县衙开支的大头。我注意到光绪十六年(1891)李超琼修金鸡湖长堤,利用了“赈余钱”;几年后,又利用这一年“存县未缴”的“赈余之款”,在章练塘和陈墓两镇疏浚了三千一百五十三丈河道。其实,这些实事工程,都是他独自一人在顶着巨大的石臼办成的。如果我们能历史地评价这个芝麻官,而不去嘲笑他泣血祈天的迷信行为,不去计较他是否违反了财经纪律(那时候皇太后都在挪用海军经费建颐和园,其实也无所谓财经纪律),不去推断他所做的一切最终是不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,还是应该能读懂他的。
    不过,我们的思想障碍还远不止这些。我就想过,封建社会后期,贪腐舞弊早已登峰造极野豁豁了,乾隆四十七年(1782)兰阳青龙岗黄河决口,堵口费用的滥帐居然做到耗银两千万两,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强,说假话做假帐早就没人当回事了。李超琼这人办事还算精明,思想是不是有点跟不上形势?他既然早在去世前十几年就发现帐上亏空了数万两银子,那何不早点用个好的钱谷师爷,找几个放得上桌面的事由,把帐做做平,这不就没事了?还用拖到死后留下个大窟窿吓人?但是他没有做假帐。而且,每次调任,他都尽量把本任的节余款项留给后任,自己背着亏累走人。
    这十几万两银子的亏累后来怎么样了呢?处理李超琼后事的人都没有明白地说。只是提到,“八县之士民为之奔走呼号,集资以偿”,“上海士大夫”也为填补亏空而发动过募捐。
    好在满清王朝这时已经自顾不暇,管不了太多了。

《苏州日报》2008年01月22日
作者 巨川